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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王朝更迭时,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?(2)******

到了隋朝,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,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,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,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,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,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,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(583),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,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,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,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(北齐)、五行大布(北周)、永通万国(北周)等钱,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,开皇五年(585)以后,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,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,从而保护钱文,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,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,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,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,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,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,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,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,以五铢钱为典型,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,从这个意义上看,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,而唐朝开始,钱币改称“宝”,如通宝、元宝,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,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,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,钱上铸年号,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,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,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(621)七月,废五铢钱,行开元通宝钱,“径八分,重二铢四累,积十文重一两,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(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)从此,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,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,唐人有“钱者通宝,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,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,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,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:“其词先上后下,次右左读之(即直读,开元通宝)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(即旋读,开通元宝),其义亦通,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,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,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,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,然而,两晋南北朝以降,钱文的读法为直读,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,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,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,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,从字面意义上讲,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,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,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,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(666)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,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,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,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,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,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,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,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:“半轮残月掩尘埃,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,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,东至今朝鲜、日本,西至今阿富汗境内,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,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,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,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,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;而唐代武德四年(621)起用开元通宝钱,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:“自汉至隋,惟五铢之法不可易;自唐至五代,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(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)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,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,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,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,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,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,变的是上面的年号,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,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,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,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,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,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,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,明代流通的铜钱中,明钱只占一小部分,大部分是唐宋钱,就连私铸,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,在福建漳浦县,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,七年八年用元祐钱,九年十年用天圣钱,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,后至北方,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,质精且多,被称为“好钱”,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,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(《五杂俎》)看上去,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,什么都用,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,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,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,市场上铸币芜杂,轻重不一,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,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,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,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,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,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,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,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,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,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,人民生活困难,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,进一步滥发钞票,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,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,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,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,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,也仿照元朝的做法,用钞不用钱,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,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,宝钞并不通行,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,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,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,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,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,允许明钱流通: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,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,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,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,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,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,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:“馀准废铜输官,偿以直,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,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,通令天下,限三月期毕输,逾限行使,罪之。”就是在说,清朝在稳定之后,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,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,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,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学士徐乾学上疏,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,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,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,“自汉五铢以来,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,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,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,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,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,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,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,但其重点打击对象,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,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,货币种类日益繁多,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,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,铸造新的“铜元”,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新疆军区某红军师:听党指挥,赓续血脉再奋进******

  观察样本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

  听党指挥,赓续血脉再奋进

  ■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

  巍巍喀喇昆仑,座座雪峰耸峙。

  无人机侦察、突击车夺占阵地、新型车载火炮“快打快撤”、多型雷达联合组网……春节前夕,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高原训练场上,一场实战化拉动演练展开。

  演练结束,征衣未解。某团副团长张革指着身后一排新型装备兴奋地说:“我们的主战装备已经全部完成了跨代更新,在强军新征程上,必须全面加强练兵备战,跑出转型加速度,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。”

  这是一支有着90多年历史的红军部队,通过转型建设不断完善力量结构编成,武器装备更新迭代,战斗力正在实现新的飞跃。

  “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,党、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,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。”走进该师高原驻训地,师政治工作部领导正带领机关人员利用训练间隙,结合高原驻训实际,围绕“加强军史学习教育,繁荣发展强军文化,强化战斗精神培育”制订方案计划。

  他们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单位深厚的红色基因相结合,精心拟制任务清单,采取集中组织专题学、深入一线带头学、依托“云端”灵活学等方法,推动部队形成学军史、树信心、增智慧、强本领的浓厚氛围。

  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,这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:“作为新时代红军传人,我们要深刻领悟‘两个确立’的决定性意义,增强‘四个意识’、坚定‘四个自信’、做到‘两个维护’,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,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……”

  坚定“矢志不渝跟党走”的理想信念

  寒冬时节,该师又一批新战士在训练基地完成培训后下连。某团五营一连指导员丁维昌特意带领新战士们来到连队荣誉室。

  荣誉室内的展陈,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烽火年代。一本翻开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》,记录着这支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“矢志不渝跟党走”的辉煌战史。

  初心如磐,征途如虹。该师是1932年由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、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。90多年来,该师孕育形成了以“对党忠诚、信念坚定,长攻善守、勇猛顽强,艰苦奋斗、开拓进取,热爱人民、甘于奉献”为主要内容的“红军师精神”。

  在武装革命斗争中,刘志丹经历无数艰辛曲折,但他始终坚持真理,反复向部队强调: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,要识大体,顾大局,绝对服从中央领导,听从中央的调遣。”

  1935年10月,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,西北红军自觉接受中央统一整编。从此,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1943年1月,毛泽东同志为西北红军领导人题赠“党的利益在第一位”。

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联系单位深厚的红色历史。丁维昌深有感触地说:“历史证明,只有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,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。”

  2019年,丁维昌和战友们代表中国陆军参加“国际军事比赛-2019”,夺得“晴空”项目全部金牌,荣立一等功。

  “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我们结合自身经历感悟伟大时代,听党话、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。”丁维昌说,“在习主席领导下,人民军队体制一新、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、面貌一新,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,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。”

  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‘加强军史学习教育’。我们必须坚持用红色基因滋养官兵、用辉煌战史激励官兵,把党史、军史和红军师战史作为党员干部必修课、部队教育基础课、新兵入营第一课。”该师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,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,他们围绕“感悟光辉历程、坚定信仰信念”进行专题辅导,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,重温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,引导官兵深刻领会“命令面前无二话,打起背包就出发”的忠诚内涵。

  征战雪域高原,坚决听党指挥。这段时间,该师高原驻训地再遇寒潮,气温降至-20℃,官兵们在冰天雪地间练战术、打实弹,训练热情持续高涨。

  强化“时刻听从党召唤”的使命担当

  越是艰苦的环境,越能彰显担当的本色。

  前不久,该师又一次组织高原驻训点位轮换,许多驻训点位海拔较低的官兵主动写下请战书,申请到海拔更高、条件更艰苦的点位驻训。

  作为海拔最高的某驻训点位的一员,轮换前夜,一级上士陈俊伫立山巅,仰望星空,驻训的点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。

  3个多月的时间里,他们在风雪中站岗,在冰峰上训练。虽然所在点位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,平均气温在-15℃,但他与战友们叫响“缺氧不缺精神”的口号,战严寒、抗缺氧,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演训任务。

  上一次驻训点位轮换,他本可以下到海拔较低的驻训点。考虑到自己是骨干,他连夜写下继续坚守的申请书。

  陈俊说,身披冰雪铠甲,坚守雪域之巅,圆满完成任务,是军人最值得骄傲的经历。

  走访该师高原驻训地,官兵们的炽热情怀随处可感。他们结合实际,广泛开展“与前辈比苦乐、与先烈比得失、与英模比贡献”活动,大家轮流登台谈变化、悟初心、话使命,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认识,激发矢志奋斗强军的昂扬斗志。

  随着又一轮寒潮到来,新年度首场实弹射击正式拉开战幕。

  该师某团团长鲁卫成带领团党委一班人,迎着刺骨的寒风率先走向战位,使用新列装的多型武器对不同类型目标进行射击。

  这一天,距离他上交“转业申请书”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月。

 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,该师转型为合成部队。鲁卫成感到自己已经不适应发展形势需求,决定把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选。

  “越是在最关键时刻,越是考验一个人的忠诚与担当。”鲁卫成感慨地说,“上级批准我转业的正式命令还未下达,只要我依然是红军师的一员,就要在岗位上干好每一分钟。即使脱了军装,也永远是红军传人!”

  该师创建以来,历经30余次改编整编、10余次换防调整,官兵坚决听从党的召唤。

  那一年,该师所属某红军团依令撤编。时任团长袁思舜第一个站出来,提笔写下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”几个饱含深情的大字。

  不讲价钱、不谈条件,一声令下,700多名官兵退役,数十名干部交流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,仅用40天,顺利完成精简调整。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,无论是出征国际军事比赛,还是砺兵雪域高原,该红军师官兵不畏困难、冲锋在前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时刻听从党召唤”的使命担当。

  “新征程上,我们要坚守边防一线,练就过硬本领,边斗争、边备战、边建设,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。”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蕾坚定表示,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,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,以过硬本领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。

  激发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战斗豪情

  “这是对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,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,战斗精神始终是能打仗、打胜仗的关键因素。”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,某连“十颗红星炮班”班长康福鹏对“强化战斗精神培育”这句话感触颇深。

  康福鹏动情地为全连官兵讲述关于“十颗红星炮班”的故事——

  抗美援朝战场上,这个班创下了击落10架敌机的辉煌战果,被志愿军总部授予“十颗红星炮班”荣誉称号。

  “能打出辉煌的战绩,靠的是什么?”“靠的是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。”

  “如果置身当年的战场上,我们能不能战胜强大敌人,创造同样的荣光?”穿透历史硝烟,大学生士兵张泽文越想越深,“今天,我们身处和平环境,但绝不能在风和日丽中销蚀战斗意志,而要在实战化演练中淬炼血性虎气。”

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,该师组织官兵重温辉煌战史、强化战斗精神、抓紧练兵备战,以实际行动激发战斗豪情。

  多型主战装备跨代列装,新装备从工厂直接拉到高原驻训场。如何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,成为官兵们迫在眉睫的任务。

  在高原高寒的恶劣环境下,官兵们发扬革命先辈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战斗精神,常态开展陌生地域小体系联训,逐步摸清新装备的“脾气”。新型装备在风雪中进行实弹射击,打出优异成绩。

  夜渐深,雪山沉睡。“猛虎三连”的营区依旧灯火通明。连长刘威和官兵围绕新型装备运用展开讨论,细化战备方案。

  前不久,该师在雪域高原展开合成营对抗演练。极寒条件下,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。面对“敌”军的通信干扰、火力压制,刘威临危不乱、沉着应对。

  寒风似刀,呵气成霜。刘威带领官兵驾驭新型装备,快速穿插迂回至“敌”后,对“敌”指挥所发起“闪电一击”。

  “我们就是要在极寒、恶劣的环境中,淬炼过硬战斗作风,锻造真正的‘猛虎’。”新型装备旁,刘威自豪地说。

 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

  ■黄长升

 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,“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,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”。对我军来说,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、宣传好、贯彻好,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,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,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。

 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,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我军是党缔造的,一诞生便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。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正是因为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,才保证了我军在长期复杂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。

  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,人民子弟兵坚决听党指挥,闻令而动,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的铮铮誓言。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扎根林海雪原、高原戈壁、边关海岛,用青春和热血浇筑起新时代的钢铁长城,用理想信念托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担当。

  当前,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激荡激变,举旗与砍旗的交锋、固根与拔根的较量、铸魂与蛀魂的斗争,一刻也没有停歇。我们必须站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、红军传人永不变质的高度,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
 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,集中到一点,就是要确保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,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,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确保绝对忠诚、绝对纯洁、绝对可靠,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、对习主席负责、让习主席放心。

  坚决听党指挥,奋进强军征程。当前,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,牢记初心使命,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、以党的方向为方向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,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,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。(中国军网-解放军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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